栏目: 中华传统文化 作者:佚名 热度:
但粮食不是普通物资,在春秋战国争霸争雄时期,各国都把粮食作为管制对象,对粮食贸易设置了很多限制。春秋时期的齐国以商业发达著称,但多次推出过禁止粮食出境的政策,管仲还以此为武器,对多国发起“粮食战”。如果粮食能够自由流通,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可以对粮食安全多一重保障,减少饥饿致死的人口,所以齐桓公在葵丘发起诸侯会盟时,在不少诸侯国的提议下,最终将“毋遏籴”作为盟约的第五条内容。
秦朝以后,尽管时而还有分裂割据的时期,但大一统成为国家的基本形态。在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人口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不仅需要生产出充足的粮食,而且要保证粮食能够充分流通,不能出现有的地区粮食很充裕,而有的地区却在闹粮荒的情况。
汉朝,各郡县已普遍设有集市,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描述当时集市的繁荣情况:“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也就是说,每个县平均下来都有数个至十数个大大小小的集市。魏晋南北朝时,慢慢形成了“逢会”的制度,《水经注》记载,平都“县有市肆,四日一会”,还记载鱼复“治下有市,十日一会”。在这些集市上,所交易的商品中粮食是重要物资之一,如左思在《魏都赋》中列举了曹魏时期邺城集市上出售的商品,其中有“故安之粟”“清流之稻”。为促进粮食流通,魏晋以后还出现了专门出售粮食的市场。《晋书·司马扃传》记载,西晋时洛阳有“五谷市”,指的就是专业粮食集市。南北朝时,建康也有“谷市”,这种专业市场的增多,显示出粮食交易的繁荣。
东晋以后经济重心出现南移趋势,至唐宋时完成了南北经济重心的转换,但政治中心仍在北方。南方盛产粮食,北方粮食需求量大,对粮食运输提出了更高要求,漕运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漕运泛指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专业运输方式,通常由朝廷组织,所运的以税粮为主。隋唐以后,各代均高度重视漕运工作,为此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运河体系并定期疏浚,形成南粮北调的水运网道。
漕运不仅关乎百姓生活,也关乎政治、军事的方方面面。开封城北面的黄河可视为一道险阻,除此之外再无险可守,在冷兵器时代,开封与长安、洛阳相比作为都城的优势并不明显,但开封位于汴渠的重要节点上,而汴渠又是隋唐大运河的枢纽工程,连接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占有极大的漕运便利,在粮食安全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北宋时,朝廷军队的主力为禁军,人数多达几十万,最多时超过百万,全部驻扎在京城附近,对粮食保障提出很高要求,这是开封作为北宋都城的重要原因,尽管宋太祖赵匡胤几次想在洛阳定都,但考虑到粮食安全,最终也没能下得了决心。
粮食储备:“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
粮食不仅受地域不均衡的影响,需要流通起来才能保证粮食安全,而且粮食生产对气象条件有着严重依赖,丰年、歉年时常交替出现,存在时间上的不均衡。为此,需要在丰收时将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歉收时再拿出来弥补不足。对一个家庭来说,做这件事应该不太困难,但上升到国家层面,这又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
河南裴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储存粮食的窖穴,浙江河姆渡遗址也出土有“杆栏式”粮仓和碳化的谷物,还有陕西半坡遗址,发现有储存粮食的地下窖,这些都显示,由集体实施的集中粮食储备早在数千年前就出现了。到了夏商时期,粮仓的建立及管理实现制度化,甲骨文中就有商王命臣下巡查仓廪的记载。西周以后,国家粮食储备制度逐渐完善,中央设有专司粮食管理的官员,通常由大司徒领导,下面有遗人、廪人、仓人等,地方上设有各层级粮仓,《周礼·地官》就记载:“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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