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余件文物 展现五凉历史文化

　　展览中，居延遗址出土的汉代木转射反映了汉代边塞防御制度。“驿置道里簿”记载了从长安出发西至张掖郡氐池县的20个地名及各地间的里程，对于研究汉代西北地区的驿传设置意义重大。居延破城子遗址出土的“建武七年窦昭公到高平还道不通军情书”，记载了东汉初年窦融派弟窦昭公窦友赴洛阳表述忠顺之意，却因隗嚣反叛道路中断，至高平（今固原）而返一事。此简是大战前夕动荡局势的反映，对补证《后汉书》有关东汉建武初期河西地区的史事具有重要价值。

　　文物展览自有其特殊性。要展现五凉政权的历史脉络，就需要通过一些有明确纪年的文物架构起五凉政权的历史脉络。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河西走廊考古出土了大量带有文献性质的魏晋十六国文物，其中有许多带有明确纪年，记录了五凉政权更迭的历史。

　　如前凉第一任当政者张轨，衷心拥戴晋室，临终前嘱咐子孙继续“弘尽忠规”，前凉使用建兴年号时长达46年。临泽县黄家湾滩墓群出土的建兴元年（公元313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简册文书，为当时张掖郡临泽县地方政府对一起“兄弟争讼田宅”民事案件的审理记录。简册共计27枚，是目前发现最完整的西晋简牍册书。其“建兴”年号反映了前凉拥戴晋室，使用西晋纪年的史实。“升平”本是东晋司马聃时期的纪年。前凉最后一任统治者张天锡时国力衰落，随时面临被灭国的危险，不得已改奉东晋年号。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金错泥筩，纪年为升平十三年（公元369年）。其上有“灵华紫阁服乘金错泥筩”及某“臣”等字铭。有专家推测此物可能就是张天锡迁至长安时带入关中的。酒泉市肃州区果园乡出土的嘉兴二年（公元418年）李超夫人尹氏墓表为西凉宗室遗物。西凉初创时得到天水大族尹氏的大力支持，李暠的继室为尹夫人，当时民谚“李、尹王敦煌”，足见两个家族渊源深厚。敦煌佛爷庙湾出土有庚子六年（公元405年）镇墓罐，为李暠统治时期遗物。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出土有北凉神玺二年（公元398年）镇墓罐，表明至迟在段氏北凉建立的第二年，敦煌地区已归北凉统治了。沮渠蒙逊继立北凉后，为求生存，曾先后奉大夏和北魏为正朔。酒泉市肃州区石佛寺湾出土的北凉承阳二年（公元426年）马德惠造像塔上的纪年即大夏政权的年号“承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缘禾五年（公元436年）衣物疏，“缘禾”即北魏年号“延和”。酒泉石佛寺湾出土有太缘二年（公元436年）程段儿石塔，“太缘”即北魏年号“太延”。北凉被灭后，沮渠牧犍之弟沮渠无讳、安周等退守西域达二十年之久，后于公元460年为柔然所灭。这段时期被史学界称作“高昌北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77号墓出土的且渠封戴墓表，纪年为承平十三年（公元455年）。且渠封戴生前曾任冠军将军、都郎中、高昌太守，死后追赠敦煌太守，应为北凉王室沮渠氏家族的重要成员，是当时一位政绩不凡、地位显赫的人物。

　　目前考古尚未发现关于南凉的纪年文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互助泽林村土洞墓、西宁陶家寨墓地、共和县合洛寺墓地，甘肃高台县地埂坡墓群、玉门市蚂蟥河墓葬、官庄墓葬、白土良墓地石板墓等遗存均被认定为鲜卑遗存，蕴含着鲜卑迁徙和南凉政权的历史信息。青海互助泽林村土洞墓出土的双马纹铜牌饰为大马背小马的形象，大马腹部有一对马镫，是鲜卑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体现着鲜卑民族的动物崇拜思想。有学者指出该墓与四世纪中叶以后的秃发鲜卑活动有关，和后来的南凉政权有一定联系。

　　河西走廊魏晋墓中所出彩绘砖画，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生动传神，生活气息浓郁，有“地下画廊”的美誉。如犁地图、扬场图、耱地图、采桑图、畜牧图等，是对当时农业、畜牧业发展的真实写照；进食图、宴乐图等，再现了墓主人生前的豪华生活；墓主人出行图阵容庞大，描绘了当时官员出巡的场景；羌女送行图等反映了五凉时期的民族融合情况；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等神仙及龙、凤、麒麟等祥瑞图像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道家升仙思想的崇尚；奏乐图等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西域地区音乐文化的交融。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其他文物同样对研究当时社会文化意义重大。如鎏金“武乡亭侯”铜印、镇军梁府君之墓表首等文物彰显着墓主人不凡的身份地位。陶质耳杯、罐、瓶、灶等明器是当时百姓日常生活用具的真实再现。